工程转手皆大欢喜 (2007年2月15日)

首相阿都拉为沙巴州亚庇国际机场终站主持开幕仪式时说，各族人民的团结可以发挥极大的力量，使许多事情都能取得成功，亚庇国际机场第二终站的扩建工程提早29个月完成，就是最好的证明。首相这番话，令人联想这工程必定是各族承包商合作完成的。如果只是某一种族承包商拿完工程，莫说提早完成，恐怕还会拖延，甚至不能完成。

可是，在开幕典礼过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首相却对分配给土著的工程转手给非土著的事件表示悲伤。工程部所作的研究结果显示，土著承包商推行的政府工程，平均有85。37巴仙最后转手给其他种族承包商。这个数目字，叫国人感到惊讶，因为这等于说，非土著垄断了政府工程，除非有人站出来说，85巴仙不算垄断，100巴仙才算垄断。

政府工程发给土著和非土著，其中比重，应该属于官方机密，不可告人，我们也就不得而知，如今工程部不小心泄漏一点点机密，让国人知道分配给土著的工程之中，有超过85巴仙落入非土著手中，就证明了远超过85巴仙的政府工程实际上是落在非土著承包商手中。

土著承包商把他们得来的政府工程转手卖给其他种族承包商，实现阿里巴巴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早已有之。土著和非土著这种合作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如果不愉快，就不会有85巴仙的土著承包商把得来不易的政府工程转手给其他族群，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非土著承包商愿意接手土著利用其地位得来的工程。

首相不是在同一个场合说了吗？各族人民的团结可以发挥极大的力量。阿里巴巴就是土著和非土著齐心合力发挥力量的最佳榜样。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合作无间，皆大欢喜。土著承包商凭其身份从政府那里拿到工程，是尽其所能，然后他们把工程转手给非土著承包商，就取其所需了。

非土著承包商凭其种族身份，未必可以拿到政府的工程，但是他们有能力把政府分配给土著承包商的工程加以完成。他们所不能，土著能；他们所能，土著又不能，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就自然而然的形成阿里巴巴的合作形态。土著负责从政府那里拿承包工程，然后转手给非土著。 说得不好听，这是狼狈为奸；说得好听，这就是各民族人民团结合作的生活智慧了。

如果政府把一切工程公开招标，不分土著非土著，那么就不会有这种阿里巴巴的合作形式，首相阿都拉也不必为此感到伤心了。但是，弱势的土著承包商怎样和非土著承包商竞争呢？非土著承包商其实也不喜欢公开招标，公开招标让他们之间打生打死，拿到了工程却没有钱赚。他们只要认识多几个土著承包商，就不愁没有生意做了。

如果政府把工程给了土著，却又不让他们转给非土著，这样不但没有让土著和非土著有合作的机会，以发挥极大的力量，一些工程还可能做不出来。首相说要确保阿里巴巴不会重演，这个老问题，在马哈迪掌权时代就已经讲到烂了，但都没有成功的进行，可见阿里巴巴是土著和非土著合作无间发挥极大力量的最好形式，首相阿都拉何苦要坏了各民族人民合作的好事呢？

马英九不如黄家定 (2007年2月14日)

台湾高等法庭检察署查黑中心经过半年的侦查之后， 以贪污罪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提控上法庭，罪名是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物。高等法庭检察署表示，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任内，以领据取得1千117万台币的特别费，并将这笔原本应用于公务支出的款项占为已有，罪名若成立，可以被判处7年以下徒刑，罚款6千万台币以下。

对马英九来说，刑罚的轻重不重要，最重要是他清廉正直的形象被破坏无遗，让他痛心疾首。他发表声明说，清白受到质疑，廉洁竟被起诉，对他来说，比失去生命更痛苦。堂堂正正一个国民党主席，清清白白一个前台北市长，受此对待，“英九不得不说，此刻的台湾已进民主的寒夜，善良人乘傍徨无措，邪痞者枭叫狼嗥，在这个正义已遭绑架的时刻，愤怒已成了我们最后尊严之所系。为了不让恶人得逞，为了挽回台湾最后一线生机，我们除了向他们大声说不之外，别无选择。”

马英九如何向恶人说不呢？第一步是尊重司法，依法力争，直到还他清白。 第二步是信守承诺，立即辞去国民党主席之职，第三步是化悲愤为力量，义无反顾地参选2008年总统大选，向人民证明他的清白，预料他将把事实一件件在法庭和世人面前摊开来，以证明自己是清清白白的一个官。

讲到清官，当今世界上最有名的清官是马来西亚马华公会总会长黄家定。他把“清清白白做官” 的口号挂在咀巴上，因此比“一向以清廉正直自期的英九”更出名。去年四月他到中国厦门大学作学术性演讲，根据南洋商报报导，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教授形容他是具有政治智慧的学者，又是具有学术思维的从政者，而且把他和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相提并论，并列新世纪全球杰出的华裔领袖。

庄国土教授把黄家定和马英九相提并论，把黄家定看得太小了。马英九只以清廉正直自期， 黄家定则在厦门大学当众立志，要像中国前总理朱容基那样，准备了100副棺材，99 副留给贪官，一副留给自己。单是这点，马英九就比不上他了。

黄家定的水平，是朱容基的水平，马英九岂可和他相提并论？庄国土教授把他和马英九并列为新世纪全球杰出华裔领袖，是太抬举马英九了。如今马英九因首长特别费案被提控上法庭，不管审讯结果如何，在名声上，他就已经远远不如黄家定了。

黄家定还清清白白地做着官，并协助首相阿都拉大力反贪污，令贪官们闻其名如见棺材，怕得要死；而马英九，如今贪污案官司缠身，自身清官形象受损，遑论推动反贪污工作了。单此一端，就可以确定，我党总会长黄家定比马英九更有资格成为新世纪全球杰出华裔领袖。

清官马英九被控贪污罪，让国人联想起我国的清官比马英九清得多了。不只黄家定清官捉贪官进棺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最新的故事是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在黄家定的领导下，深受清官思想的薰陶，率先在自己的网站公布其选区政府拨款的详情，赢得老百姓如雷掌声。马英九如果早早向翁诗杰看齐，把公款的使用摆在人民的面前，相信就不会官司缠身而痛心疾首了。

减过路费功劳谁属 (2007年2月12日)

看政客抢功劳，有时候叫人啼笑皆非。反对党和执政党之间时常互抢功劳，国人已经司空见惯，政府做了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或者仅仅宣布将做一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便有政客跳出来，把功劳往自己的身上揽。一般上反对党政客会说这是他们领导人民坚决反对后所取得的胜利，执政党政客则说，这是他们在内部协商奋勇争取的成果。

政客抢功劳是一种病，严重的时候，不只是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互抢功劳，他们连自己人的功劳也要抢。最近一例是大道收费一起再起，人民怨声载道，但是政客们却还能够在民怨冲天之际抢功劳，不由得我们不服了他们。政客们利用主流媒体，也就是他们的策略性伙伴给他们宣传，说大道过路费原本涨得更凶，好在有他们在内阁争取，才没有起那么高，言下之意，你们还应该感谢我哩！

1月9日我在本栏写“应登广告感谢马华”，因为1月8日的星洲日报报导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说“白蒲大道较早时所宣布的收费为2令吉10仙，不过经过马华积极的在内阁反映，内阁才根据大道收费合约及马华所提呈的人民心声的回馈，作出折中的决定，即把收费率再调整至一1令吉60仙。”

黄家定只爱做事，不爱宣传，立了大功静静不出声，结果连百万马华同志都不知道过路费在黄家定和其他马华部长在内阁英勇争取之下，已经“降”到合理水平，后知后觉的蒲种马青同志们还因此和反对党人起哄，走上街头提布条喊口号反对大道起价，还摆了姿势让记者拍照登在报纸上，很不好看。

我因此建议马华中央宣传局私下征求我党基层同志和支持者在各大报章刊登联名鸣谢广告，感谢马华部长在内阁为民请命。我说，这广告一登，真相就大白，真正为民请命，为驾车人士争取到实质利益的是马华，不是反对党。果然，黄家定一透露马华部长的功劳，反对党人都不敢和他争。

没想到反对党人不争，自己人却来抢功劳了。今天星洲日报报导，工程部长三美维鲁披露，白蒲大道的调过路费建议，原本是从1令吉调至1令吉80仙， 后来经过他向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解释，政府才肯减20仙。三美说：“我向首相表示，这个收费不是所有公众都能接受，于是我建议改为1 令吉60仙，但政府因而被迫赔偿1千500亿令吉给大道公司，还得分两年来付。”

少起20仙，政府就要赔偿1千500亿令吉给大道公司？星洲日报的记者和编辑知道1 千500亿是多少钱吗？或者是三美维鲁讲错数目，而记者盲目报导，或者这“1千500亿令吉”，只是手民之误，小小错误，星洲日报查清楚后纠正过来就是了，我们不会因此而笑星洲日报制造假新闻的，放心。

我们要笑的是，马华总会长黄家定说过路费从原本建议2令吉10仙调到1令吉60仙是他的功劳，现在三美维鲁说，过路费从原本建议1令吉80仙调到1令吉60仙是他的功劳。人们都在问，到底是谁的功劳？这个功劳很大，不可不弄清楚。看着两个部长级政客在 抢功劳，好像小孩子一样，很好笑。但是三美还骂反对党人是小孩子呢！

每年报告肃贪成果 (2007年2月9日)

首相阿都拉上任以来，讲过许多话，但是人民最记得的，有两句，一句是他说要听真话，另一句是他说要反贪污。我强调“他说”，因为除了他，没有其他政治领袖爱说这两句了。多麻烦的两句话，触到了我国最严重的两件事情，一件是领袖不但不听真话，也讲假话；另一件是贪官污吏横行，政治领袖避开谈论肃贪课题。

人民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政治领袖不爱听真话失望透顶。因此，阿都拉这两句话博得人民极度好感，让他所领导的国民阵线在2004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人民相信首相要反贪污和听真话，所以给他大力支持。人民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

余福祺今天发表在东方日报名家版的“担当与观瞻：把政治责任高高举起”一文中，提到人民对政治人物的低要求。他说：“ 曾几何时，人民对政治人物的要求，已经从选贤与能，降格至纯粹的防腐和反贪的诉求。更可笑的是，以打著廉政竞选宣言上台的执政集团迄今在肃贪的成绩上仍旧乏善可陈！”

清官难求，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只要不吃钱，就算是好官了。人民的要求降低到这样的水平，是人民无奈的政治现实，当然也是人民的悲哀。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有责任站出来，提高对政治人物和政府的要求。可是，我们不能一步登天，不能一开口就要求首相和政府把廉政制度化。我们还没有学会反贪污，摸不到贪官污吏的路数，怎样就会把廉政制度化呢？所以，第一步，还是先反贪污。这是人民的最低要求。

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发表文告，呼吁首相阿都拉在国会于3月19日复会时，提呈他出任首相40个月以来在肃贪方面取得的成果，以及解释为何无法提高大马国际清廉排名的白皮书。他说，国家廉政大蓝图的首个目标，是将马亚西亚在国际透明组织的清廉印象指数排名，从2003年第37位提升到2008年的至少第30位。可是，我们进步7位不成，却跌了7位，2006年的排名跌到第44位。

林吉祥要求首相提呈他上任40月以来的肃贪成果白皮书，这个要求来得迟了一点，也太宽松了。政府担当反贪污重任，不应该40个月才把反贪污成果展示一次，而是应该定期向人民报告肃贪的成果。比方每年一次作一年来的肃贪总结报告，肯定会获得人民的大声叫好。

政府应该让反贪污局成为独立的调查机构，而独立的反贪污局应该定期向人民报告他们的肃贪成果。一个高喊反贪污的政权，应该时时让国人知道贪官污吏的下场，就像以消灭罪案为已任的警察部队，时常展示他们歼灭盗匪的战果一样。每当警方歼灭盗匪及缴获赃品后在报纸及电视台作出宣传时，都大快人心。反贪污局如果有做出成绩来，也应该像警方那样，时常向人民报告他们的成绩。

政府每年向人民报告肃贪成果，很难吗？警方可以经常歼灭凶恶残暴的盗匪并向人民报告成果，反贪污局为什么不能够经常抓到贪污大鱼并向人民报告成果呢？是因为我们的官都是清清白白的官，还是因为我国的贪官污吏已经比滥命一条的盗匪更凶恶残暴，连政府和反贪污局都怕了他们？

争取承认过程艰辛 (2007年2月8日)

今天的南洋商报封面头条说内阁原则上接纳中国学位，超过两寸高的红字大标题是“承认北大清大中文系”，显示这新闻的轰动性。封面大标题之下引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之言：“北大及清大都是世界顶尖大学，如果它们的中文系都不受承认，还有哪间大学更具权威？”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性的人都同意黄家定的说法。承认中国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在马来西亚人的印象中，就好像承认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英文系一样，理所当然。南洋商报报导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说，政府应该早在数十年前就承认这两间大学的中文系了。现在是21世纪了，政府等到今天才原则上承认这两所大学的中文系，确实有些太迟，而他也不明白政府承认大学的标准。

博学多才的新纪元学院院长都不明白政府承认大学的标准，可见这个标准非常复杂。讲到大学的标准，马来西亚是世界第一流的。我国政府大学的水准非常非常的高，曾经发生过全国考第一名的学生都进不了他选择的大学，结果要劳动马华部长们出面争取，才能如愿以偿，真是辛苦马华同志们了。

我国大学水准这样高，政府那里可以随随便便就承认外国大学的学位呢？鉴定一间大学的水准，真是不容易，少说都要好几十年。如果随随便便，那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学位，就会像柯嘉逊院长所愿，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承认了。

争取政府承认北大和清大中文系，谈何容易？你听马华总会长黄家定向报界娓婉道来，就知道争取承认的过程有多艰辛了。黄家定说，两年前，内阁在副首相那吉访华回国之后，曾指示当时的高教部长沙菲益博士研究承认中国一些顶尖大学的科系和学位。不过几个月后内阁改组，沙菲益被除名，此事悬而未决。这就好比走了和尚，庙也不见了。

黄家定说，他在上个星期的内阁会议，提出我国务须尽速承认中国这两间顶尖大学的问题，并获得内阁接纳。昨天的内阁会议之前，他跟进和高等教育部长慕斯达化商量，后者答应加速处理此事。黄家定说，慕斯达化将会进一步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同时跟公共服务局和其他相关单位商讨，以便落实内阁的决定。

争取承认过程很不简单。黄家定没有说出“其他相关单位”是那一些，但是听起来，情况相当复杂。远的不说，至少在两年前，内阁就已经指示高教部处理此事了，两年后，高教部长才要进一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又要和公共服务局和其他相关单位商讨之后，才能够落实内阁的决定。可见我国政府部门做事情的严谨态度，承认北大清大的中文系，当然马虎不得。如果随随便便就加以承认，万一北大和清大是野鸡大学，那就祸国殃民了。

黄家定只爱做事，不爱宣传，他默默在内阁争取承认北大及清大中文系，如果不是报章大事报导，谁都不知道争取承认北大及清大中文系是非常艰苦的过程。好在有黄家定，终于得到内阁原则上同意承认，要不然北大及清大中文系的学位，在世界其他国家吃香，在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部门里，就不值一文了。黄家定这次功劳不小。